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5个重大问题,有何深意?

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,涉及到共同富裕、资本、初级产品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碳达峰碳中和。此举有何深意?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接受中...

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,涉及到共同富裕、资本、初级产品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碳达峰碳中和。

此举有何深意?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接受中新网“中国新观察”栏目专访,进行权威解读。

访谈实录摘编如下:

记者:如何看待会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?

董煜:五个问题都是各方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。中央没有回避矛盾和问题,引导各方面在认识上进一步统一,起到纠偏的效果,为下一步工作形成更好的预期。

会议进一步明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,明晰了几个关系,一个是发展和分配的关系,因为实现共同富裕,是在发展的基础上做好分配,并不是说把分配放到发展之前。再一个是增量和存量的关系,不能把存量分配放到增量做大之前。因为这次会议明确说,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,先做大蛋糕,再通过合理制度把蛋糕切好。

再一个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,中央明确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。而推进高质量发展本身,还是质量第一、效率优先,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,努力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发展,并不是在分配中把效率置于公平之后。

把握会议关于共同富裕的要求,要和2022年经济工作的一些具体部署结合在一起。比如七个政策要求中提到的就业、社保、区域协调等,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,也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。

记者:如何看待“为资本设置红绿灯”,何时红灯何时绿灯?

董煜:为资本设置红绿灯,在我看来,实际上是给资本开出一份“负面清单”。负面清单是在外资领域推出的,是一种扩大开放的举措。设置负面清单不是限制或者禁止外资,实际上是给外资指出适合发展的领域,在这些领域可以有更好的空间。这一理念同样可以上升到更宏观的层面,可以用来理解为何要给资本设置红绿灯。

红绿灯就是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,是在划出红线、敲响警钟后,规范引导资本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,而不是要从整体上禁止资本发展。需要防范的是资本的野蛮生长给行业、给金融、给民生带来的风险,防治这些风险影响经济社会大局稳定。

记者:会议为何强调初级产品供给保障?

董煜:初级产品在整个经济当中,是最为基础的部分,也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础。在双循环的格局下,很多风险会通过初级产品的波动,传导到整个产业链,甚至传导到整个经济层面。所以抓住初级产品,很大程度上也抓住了产业链的关键点。明年的产业领域,需要一头抓创新,一头抓初级产品。

初级产品也有很多,如粮食本身关系到国计民生,一些矿产原材料等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很高。所以如果供应出现问题,就会影响经济。明年,一方面要节约优先,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;另一方面要强化国内供应能力,包括勘探开采循环利用等方面。

记者:“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”,对农业工作提出了哪些要求?

董煜:我们对于农业一直是高度重视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八大任务之一,就是强调种子和耕地等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。

今年没有再具体展开部署,但我们要联系起来看待这个问题。粮食既是初级产品,也可能是风险隐患的重要来源,所以需要加大保障力度。我们的粮食自给率要维持在很高水平,但今年的洪涝灾害等也造成一定影响。中央对“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”已经强调很多次,作为14亿人的大国,明年又是要以稳定为主,饭碗是稳定的基础。

记者:重大风险可能来自哪里,中国如何为重大风险精准拆弹?

董煜:三大攻坚战其中之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,并不意味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任务结束了,恰恰是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之后,我们面临的风险发生了变化。某种意义上,风险反而更加严峻更加复杂,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,都不能忽视这种风险对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把“统筹发展和安全”放入到指导思想中,本身就凸显了安全在全局发展中的重要性。明年稳字当头,如果要稳的话,防风险是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。

在新闻稿这部分的风险里面,重点强调的是金融风险,而其实通篇都在体现风险意识、忧患意识。

金融领域这些年加大监管力度,比较有效地维护了大局的稳定,但是局部的风险还是存在。如个别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就可能传导到金融领域,如果不妥善处置的话,会对经济运行带来比较大的风险。

相信明年中央还会继续盘查“雷”到底在哪里,会一点一点地去精准排雷。

记者:会议谈防范风险,强调企业自救主体责任,有何深意?

董煜:强调企业自救主体责任,意思是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交给政府,应该尽可能地用市场化、法治化的手段去化解风险。我们也有相关的规定,以及责任的分担机制等。

要避免让单个企业自身的风险变成对政府的依赖,或者把风险转移给整个行业乃至财政。所以就要把关口前移,同时要落实相关法律机制,企业要为自己做过的决策负起责任来。

记者: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“双控”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转变,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?

董煜:能源方面,最主要的就是“双碳”和“双控”的整合。本来在“十四五”规划里已经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的管控机制,但是有些地方今年运动式减碳,再加上考核机制尚不完善,所以就强化了能源领域的一些问题。

今后要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,在考核机制上也要做出合理的安排。中央提出这个要求是要“先立后破”,形成发展新能源的合理路径。在这个过程中,需要尽快把能耗“双控”向碳的“双控”转变,防止出现重复考核等不合理的做法。(完)

董煜简介

董煜,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、高级研究员,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。曾在国家发改委、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,曾任中财办经济二局副局长。是中国近几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,全过程参与了2011年-2018年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起草工作,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起草组正式成员。深度参与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,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,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年度评估课题组组长,多部委“十四五”规划第三方评估组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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